注释: ①认为监督权能概括6项权利中的几项权利，大致还有如下几种说法：五权说（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申诉权），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32]但是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宪法的规定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宪法的实效性具有重要影响。这种主张在现在来看已经不甚合理了。
波兰人民论坛报评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对于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也具有重大的意义。[42]这样的护宪声音迅速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5]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这部凝结全国人民共同心血的好宪法为新中国的国家建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根本法保障，奠定了影响至今的宪政结构，但却不能防止文革的出现，在十年的动乱中几乎看不到宪法应用的作用。人民作为主权的代表，自己决定了宪法的样貌，也是人民自己决定宪法的生效。
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实际上，通俗易懂的宪法更容易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拥护。毛泽东对待公民权的实事求是态度，就是要表明，我国宪法公民权是真实的。
第40卷（1986年版），第50页。如果认为申（声）请、诉请、请求等权利形态实质上也就是请愿，那么，当时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基本上都规定了请愿权。[25]67-68然而宪法条文中已没有逐步扩大等明示字样，这是否表明，宪法起草者已认可这类权利的可主张性，是完全可以立即兑现的呢？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它应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在1982年宪法中，涉及禁止性规范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有第36、37、38、39、40、41条和第49条。到了1982年制宪时，涉及逐步保证权利的立法工作已开始起步，⑧这就不能认为这部分权利若无宪法就无法主张。
摘要: 监督权比诉愿权更适合作为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6项权利的概称。[26]可见，1982年宪法是非常关注公民权利保护的。这一点通过比较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有关公民权利规范的性质和结构的差异也能看出。第42卷（1987年版），第522页。
[9]此外，列宁还详细论述过人民的批评权、控告权、申诉权等。二权说（批评权、建议权），见许崇德、胡锦光、李元起、任进、韩大元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然而，判断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哪些权力行为是侵犯了公民权利的违法失职行为，这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当公民仅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而不知道这些权利哪些方面是绝对不能侵犯的时候。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
1982年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两部宪法的起草工作的领导者对待公民权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即强调实事求是，比如彭真就明确说：民主权利保障能做到的，写进去。1903年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规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
马克思重视报刊的作用，把报刊当作人民行使监督权和批评权的手段。这一点也符合列宁的控告权思想。
第1卷（1993年版），第84页。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第148页。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进入专题： 宪法 权利形态 权利位阶 。19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了控告权和取得赔偿权，且后者并非作为另一款来规定的，因此可认为取得赔偿是控告的内容之一。二是监督权是不是由请愿权的观念发展而来。
[18]171-173,261-262可见，宪法起草者和宪法草案的讨论者都将监督权条款视为公民要求兑现的权利，要求国家赔偿的依据。为了保证公民权的真实性，具体条文的设计都从遣词造句方面推敲有没有出现第三种状态的权利，而推敲的依据正是公民监督权条款（宪法草案初稿的第88条、1954年宪法的第97条）。
②关于列宁论批评权的资料可参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如下卷页：第13卷（1987年版），第129页。因为监督权并非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名称，它只是一个概念装置，用以统括第41条的6项权利，就像用政治自由权来统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一样。
⑥接着，全面修改宪法，增加与小民主相关的公民权，即现行宪法第41条中的批评、建议、申诉、检举四项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权利正是为了防止再出现大规模群众政治诉愿活动而设的。我国宪法又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类型宪法，既然第41条的各项公民权利行为也都是人民监督的权力行为，那么，将第41条概括为监督权是可以的。
③ 从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权思想发展的过程，也是人民监督权具体权力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④我国1954年宪法第97条所规定的控告权和取得赔偿权显然也是这一影响的结果。第45卷（1990年版），第76页。如果有人认为将第41条概括为监督权仅因邓小平提到了人民监督权之故，那就错了。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小民主的政治理念受到欢迎。这部分地体现了列宁人民监督权思想。
[1]一种是概括为诉愿权。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我国公民监督权的发展历程。
请愿，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只有当它同时又是一种威胁、而且还有紧密团结的组织起来的群众作后盾的时候，才会发生效力，[20]所以，政治请愿权往往以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为主要表现形态。权力形态的监督权可否作为公民权进入宪法，取决于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否允许个体公民实施该形态的监督行为。
事实上，邓小平的人民监督权思想也是继承和发展的结果。③关于毛泽东论检举权和意见权的资料可参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如下卷页：第6卷（1999年版），第191页。事实上，如果我们接受第41条可作为政治性的监督权，再结合1954年宪法第97条的位置，从制宪史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列举了共和国宪法应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其中第10项人人都有权按照通常程序向陪审法庭控告任何官吏，就涉及公民的控告权。
注释: ①认为监督权能概括6项权利中的几项权利，大致还有如下几种说法：五权说（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申诉权），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虽然这些禁止性规范只表述了被禁止的事实，对禁止对象也未确指，但宪法是公法，宪法权利是对抗国家权力的，只要禁止性规范不是明确针对公民义务来说的（比如第36条第3款），禁止的对象一般就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至少也是以公权力为后盾的公民（比如第38条⑩）。
[4]160所以，也可以认为人民的批评权含于人民监督权具体权力形态当中。第41条6项权利与第35条规定的6项自由权也是并列的，权利的位阶应当是一样的，用请愿权来概括第41条6项权利，意味着这6项权利的位阶低于请愿权，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⑨所以，当这类权利的可主张性增强，宪法再以逐步扩大来抑制公民主张这类权利的行为的意义就降低了。1982年宪法第41条的各项权利形态，按照宪法起草者的解释，就是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16]。
